2011年應該是讓我們的農民工、讓我們的勞動群眾都活得更有尊嚴的一年。這是中央的聲音，也是政府正在努力的方向，但是卻在新年伊始聽到很多不和諧的聲音。教育提醒考生，要關注勞動者權力保護的社會熱點現(xiàn)象，這是服務型政府的的工作重點也是難點。

　　【事件回放】

　　事件一：1月16日，河北農民工劉德軍為討回3200元工資，毅然喝下劇毒農藥，目前已出現(xiàn)肺部功能衰竭、腎功能衰竭，醫(yī)生稱沒有挽救的可能，而老板卻稱“要死趕緊死，死了我給雙份錢”。對此，勞動監(jiān)察保障大隊答復“管不了”，派出所認定，“這不是刑事案件，不是公安機關管轄的案件?！保?月29日《京華時報》）

　　事件二：“打工掙錢，天經地義！你拖欠工資就沒有良心！”人社部一位同志的疾呼言猶在耳。而更鼓舞人心的，是各地各部門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的切實行動。自去年以來，人社部等四部委組成聯(lián)合督查組赴津、冀、遼等１０個省份檢查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北京市為3.9萬名農民工追發(fā)工資1.7億元，新疆各級工會清欠農民工工資5.3億元，江西兩個月內為5萬多名農民工追回工資及賠償金逾7500萬元……最新數(shù)據顯示，2010年欠薪企業(yè)數(shù)量、涉及勞動者人數(shù)和欠薪金額，都比往年下降。（新華網）

　　事件三：工棚里的鍋灶是冷的，床上的被褥是冰的，桶里的水是凍的，農民工的心是涼的。離允諾付工錢的日子已經過去一個星期，但工錢依然沒有一點動靜，十幾名農民工窩在零下十幾度的烏魯木齊一處建筑工地的工棚里，不知如何是好。（據12月7日《都市消費晨報》）

　　事件四：《人民日報》曾為農民工朋友發(fā)出“我們要站著把錢拿回來”的呼聲，“站著把錢拿回來”，就是要讓勞動者不犧牲人格尊嚴，不以健康和生命為代價，體面地獲取勞動報酬。

　　【迫切性】

　　表面上看，欠薪問題屬于勞資糾紛，但問題的解決，往往不像勒令企業(yè)老板立馬給錢那么簡單。事實證明，每一份工資要進入農民工的腰包，并不容易。以欠薪問題最為嚴重的建筑行業(yè)為例，不簽勞動合同的用工方式，使農民工陷入維權陷阱；層層轉包的承包模式，使農民工處于利益鏈的最末端；墊資施工的運作模式，使農民工工資成了“連環(huán)債”中最脆弱的一環(huán)；項目結束才拿錢的結算方式，使農民工從一開始就進入“被拖欠”狀態(tài)。

　　【原因及措施】

　　治理欠薪問題，不能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而應深挖現(xiàn)象背后的深層問題，從源頭上進行治理，依法維護農民工權益，以制度代替突擊，以“護薪”取代“討薪”，方為治本之策。

　　第一，農民工維權的成本高。

　　許多農民工不愿意選擇勞動監(jiān)察、仲裁及訴訟等正當?shù)木S權方式，而是采取跳樓、堵路、爬塔吊、服毒等極端手段討薪，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維權成本太高。如果沒有實實在在的法律援助，農民工維權只能成為一句空話。

　　事實上，從制度層面破解欠薪難題已經成為各地的創(chuàng)新實踐。北京推行勞動監(jiān)察“網格化”管理模式，上海完善勞動關系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南寧、廣州等地建立舉報投訴制度、工資保障制度，成都實施“權益信息卡”和“工資銀行卡”等監(jiān)管機制，都以不同形式開通了農民工拿到工資的“綠色通道”，拓展了保障權利的救濟渠道，值得總結和借鑒。

　　第二，行政力量干預。

　　從目前看，各地治理欠薪，大多倚重行政力量，法治力量的運用還大有可為。比如，農民工在與欠薪企業(yè)的利益博弈中，明顯處于弱勢地位，由于法律等維權渠道存在的問題，“告他拖不起”成為農民工難以承受之重。而欠薪者的違法行為所付成本與其所獲豐厚利潤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助長了“欠他玩得起”的心態(tài)和行為。

　　有鑒于此，迫切需要在法律制度上作出調整完善，簡化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理程序，降低農民工的維權成本；同時加快立法步伐，打造“惡意欠薪入罪”等“撒手锏”，大幅提高違法欠薪成本，使惡意欠薪者得不償失、寸步難行。

　　第三，制度建設。

　　保障農民工權益，徹底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就需要從完善制度設計、明確管理主體、規(guī)范工程建設管理和用工行為等多個方面進行努力，更重要的是，要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行為進行嚴厲打擊，使拖欠行為承擔巨大的風險，這樣才能有效遏制拖欠農民工工資行為的發(fā)生。

　　具體分析原因：

　　一是沒有一套完善的工資保障制度體系。盡管建設部等相關部門曾經以農民工工資保障金等方式，試圖破解農民工工資拖欠的難題。但在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這一制度并發(fā)揮其應有效用。一些單位少繳甚至不繳保障金的現(xiàn)象很常見。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民工根本無法擺脫指望建設單位有良心的命運。建設單位一旦違約，農民工立即成為受害者。

　　二是工程層層轉包的弊端。工程項目只有一個，但下邊的承包商、發(fā)包商、包工單位、施工單位、包工頭卻幾乎可以組成一個層層相扣的工程鏈。農民工在為誰干活，該找誰要工錢成了一個搞不清楚的問題。只要這個環(huán)節(jié)中的某一環(huán)出現(xiàn)問題，處在最底層的農民工無疑都將是注定的受傷者。

　　三是監(jiān)管部門多頭管理所導致的“空頭管理”。建設部門、工會、勞動保障部門，個個都有責任，但個個都沒有責任，人人都在管，但人人都沒管。農民工工資一旦出現(xiàn)拖欠，各個部門之間，難免會出現(xiàn)踢皮球式的相互推責。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農民工除了消極等待之外，做出一些過激行為以表達訴求也就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