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是當今世界普遍的發(fā)展潮流。立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基于自身不同于西方哲學的精神特質，中國哲學將在成就更為合理的現代化方面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多元現代化是時代發(fā)展要求

　　現代化始于16世紀的歐洲，之后逐漸發(fā)展成為世界性運動。西方現代精神在這一過程中凝聚成現代性?，F代化最直觀的后果，就是使生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發(fā)展，為人類社會進步奠定了雄厚物質基礎。與此同時，在西方文化主導下的現代化運動也導致了人性異化、資源枯竭、環(huán)境污染、貧富懸殊、核武器威脅等嚴重問題乃至危機。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此進行了系統批判，一些西方有識之士也有明確認識與反思。運用多民族的智慧解決現代以來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即發(fā)展多元現代化，就成為時代發(fā)展的內在要求。在此背景下，包括不少西方人士在內的國際友人均把目光投向中國哲學，關注中國哲學在成就多元現代化中的積極作用。

　　中國哲學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進入“世界歷史”時期，中國哲學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下，吸收西方哲學優(yōu)長，內在生命力得到進一步充實和升華。在打通古今中西的基礎上，中國哲學必將為克服西方現代化弊端、成就更為合理的現代化發(fā)揮積極作用。

　　以仁者情懷解構“社會達爾文主義”

　　在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理性被絕對化為上帝的替代物。西方把自己視為理性的化身，而其他各種文化則被貼上迷信、原始、愚昧、落后的標簽。由此，西方現代化以一種“消滅自己的敵人就是消滅上帝的敵人”的態(tài)度對待“他者”，把強制性力量當作處理自身與別的民族、別的國家、別的社會、別的宗教關系的基礎。這就難免導致“社會達爾文主義”，使恃強凌弱、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成為支配現代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一項規(guī)則。它不僅加劇了民族國家間的競爭、沖突與戰(zhàn)爭，而且迫使許多后起的現代化國家為了生存而走上以破壞環(huán)境和生態(tài)為代價的不良發(fā)展道路，使得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更為緊張與對立。

　　在中國哲學中，情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為儒家哲學的基本范疇，“仁”在本源上就是一種道德情感。在中國傳統核心價值觀“仁義禮智信”中，“仁”居于首位。立足于同情憐憫與推己及人基礎上的仁者情懷，成為中華文明處理自我與他者關系的基本立場。由此，反求諸己、以德服人成為處理族群間關系的基本原則。在此原則的主導下，中國哲學不僅不認為強大者有資格、有權利欺凌和壓榨弱小者，而且要求強大者同情弱小者、幫助弱小者；不會無條件地認同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更不會認同“國強必霸、弱肉強食”。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沒有對外侵略、窮兵黷武的文化基因。堅持以德服人，是中國哲學與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發(fā)展中雖歷盡艱難曲折卻“可大、可久”的重要原因。在對外關系方面，中國哲學秉持“天下情懷”，主張以自己的德慧之行“表正萬邦”，不僅做到“強不執(zhí)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而且能夠“親仁善鄰”“衛(wèi)弱禁暴”“以大事小”，以達到“協和萬邦”、“合和萬國”、“萬國咸寧”、天下太平的理想境地。面向未來，如果人類需要繼續(xù)提升自己的文明程度，就不能任憑“叢林法則”通行。這從一個側面凸顯了中國哲學在成就更為合理的現代化方面所具有的積極意義。

　　以整體取向補救極端個人主義

　　個人主義是西方現代化的基石之一。由于其中包含原子主義的傾向，個人主義否認人與自然的有機聯系，從而加劇了人與自然的對立。同時，個人主義泛濫使得人們沉溺于當下欲望的滿足，走向無度的享樂主義，為西方社會帶來嚴重負面影響。有人甚至擔心，個人主義的極端化會使西方社會面臨解體的危險。

　　盡管個人主義的成熟形態(tài)是在現代西方才出現的，但其價值取向不僅在古希臘時代就已種下根芽，而且堪稱西方哲學精神的一個基本構成要素。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哲學更強調整體取向，強調人與其他事物有內在聯系的一面。在中國哲學看來，人就是在與天地宇宙的關系中得到定位的。人是萬物之靈、天地之心，其最高使命是在“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理想境界中，充分體現天地宇宙的生命精神。在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中國哲學強調的不是人向自然的索取，而是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在人與人的關系上，中國哲學強調一種義務型的倫理規(guī)范。西方在古希臘時期就注重凸顯個體權利，在現代更是把個人自由、個體權利放在價值取向的首要位置。中國哲學和中華文化則在相互關系的鏈條中，強調一方對另一方應承擔的義務，而非強調各方作為獨立存在的個體所具有的各種權利。由此來看，中國哲學主張的是一種義務倫理，堅持的是以整體為本位的價值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生發(fā)于中華文化傳統中的整體取向的倫理規(guī)范，并不是存活在傳統中國社會的“古玩”，而是在當代中國社會中依然發(fā)揮著作用。立足于對被稱為“儒家文化圈”的東亞（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及香港、臺灣等地區(qū)）經濟社會發(fā)展狀況的觀察與研究，早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彼得·伯格就曾提出，更為注重社會和團體而非將個人放在首位的東亞，可能在西方現代性之外展示了一種“非個人主義類型”的現代性。從一定意義上說，個體本位和整體本位是人類社會兩種基本的倫理規(guī)范類型。通過這兩種倫理規(guī)范的良性互動，以舒緩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間的緊張與對立，并建立和諧而充滿生機的新型社會關系、國際關系，顯然對成就更為合理的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在這方面，中國哲學大有用武之地。

　　以和諧追求扭轉沖突對抗

　　與理性主義的絕對化相聯系，西方現代化中的極端個人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傾向不斷增強。這必然導致人類社會與其依存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之間以及人類社會內部族群之間的關系高度緊張，甚至爆發(fā)沖突對抗，危及人類社會甚至整個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存在和發(fā)展。

　　正如人們在比較哲學的視野中早就注意到的，相對于西方哲學而言，對包括人的身心、人與社會、人與自然普遍和諧的追求，是中國哲學的一個鮮明特質。在中國哲學看來，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宇宙并不因事物之間存在差異與矛盾就充滿沖突對抗，而是趨向事物之間相互依賴、相互補充、相互調節(jié)、相互成就的普遍和諧狀態(tài)。追求這種普遍和諧，不是不承認現實的差異與矛盾，而是把現實的差異與矛盾看作事物通過自我調節(jié)而達到圓滿、和諧的必要條件。人作為天地間唯一具有主觀能動性因而最為珍貴的存在者，其重要使命就是促成和諧、消除不和諧，以充分體現天道之“仁”。對包括人、人類社會與自然宇宙在內的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太和”之境的追求，成為中國哲學的最高理想。

　　面對當代全球性的生態(tài)危機和局部沖突對抗加劇的嚴峻形勢，西方現代化中的極端個人主義、人類中心主義傾向必須得到進一步反思和矯正。在這方面，中國哲學以其對和諧與平衡的深入思考和不懈追求而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從謹慎樂觀主義的立場上看，如果和諧與平衡理念能為更多的國家和民族尤其是西方社會所認同與踐行，人類社會的明天就可能變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