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限”字盛行的時代，樓市限價、限購；汽車限號、限行；電視限娛、限廣告；城市限摩、限電動車……甚至連圖書、電影票也由相關部門出臺“限折令”。

　　早在2011年，就有媒體宣稱“限時代”已經到來。種種“限字令”，深刻地影響了民眾的日常生活，也影響了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

　　如何用好“限字令”，盡可能興利去弊，使其更加符合民眾期待和社會發(fā)展需要，一些代表委員作出了審視和反思。

　　受到普遍歡迎的限購令

　　全國政協(xié)委員張泓銘曾擔任上海社科院城市與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在2011年兩會期間，他曾發(fā)言力挺北京的樓市限購政策。

　　2010年4月30日，北京率先出臺了被稱為“史上最嚴厲”的樓市限購令，規(guī)定每戶家庭只能新購一套商品房，且對購房者的戶籍等作了嚴格規(guī)定。隨后，國內眾多城市紛紛出臺類似限購令，并一直延續(xù)到今天。

　　“我們確實要問，限購的理由是什么，地方政府有沒有權力限制住房消費？”張泓銘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他也反思過這一調控政策。

　　“我認為政府有權這么做，這是政府管理的一種手段。”張泓銘說，“政府的管理職能允許這么做。雖然我們推崇經濟手段，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應該使用行政手段”。

　　在張泓銘看來，住房首先是使用價值的功能，需要解決廣大人民群眾的居住問題，“但有些人買了自己不住也不出租，就囤著投機，城市資源有限，住房供需矛盾本來就大，投機將損害很多人的利益。如果沒有其他有力措施抑制投機，我認為可以采用剛性措施。”

　　全國政協(xié)委員、山東財經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郭松海也支持限購。在他看來，房地產市場不是充分競爭的市場，住房也不是純商品，還有社會保障的屬性，“當房價與民眾的購買力脫節(jié)太厲害時，限購是必要的調控手段”。

　　全國政協(xié)委員、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也支持限購政策：“房價過快上漲會導致經濟產生泡沫，導致實體經濟轉移到房地產，造成一業(yè)興旺百業(yè)衰?！?/p>

　　近年來的樓市調控政策，確實也只有限購令真正發(fā)揮了效力，讓樓市走出了“越調越漲”的怪圈。國家統(tǒng)計局數據顯示，2012年1月，在新建商品住宅方面，全國70個大中城市價格環(huán)比下降的城市有48個，持平的有22個，沒有一個城市出現(xiàn)上漲。從民意看，多種統(tǒng)計數據也顯示，八成以上民眾支持限購政策。

　　限令應有退出機制

　　雖然樓市調控政策支持的聲音占主流，但批評之聲也不絕于耳。主要觀點是：限購后，一些有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市民沒法購房，對普通商品房有投資而非投機需要的群體需求也幾乎完全被抑制。

　　張泓銘說，限購政策是剛性政策，意味著“一刀切”，對消費者沒法靈活對待，會產生消極作用，“短期限購可以，長期限購就不對了。長遠看應由行政手段調整為經濟手段，比如金融、稅費手段等。房產稅就很好，采用遞進征稅的方式，讓人們有選擇的可能性，將利益和選擇結合起來，政策意圖很明顯。”

　　在郭松?？磥恚拶徴唠m然可行，但要有退出機制，“限購的目的是要讓房價回落到合理的空間，但究竟多少錢才是合理、用什么指標來衡量，并沒有答案?！苯衲辏虼髸峤涣恕墩{控房價回歸，何時到位？》的提案，建議將房價與收入之比確定為衡量房價是否合理的參照系。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限令實施后效果不佳，要用新的限令來修正和補充。北京的機動車尾號限行政策就是如此。

　　從2008年10月起，北京規(guī)定機動車按車牌尾號每周停駛一天。然而，這一政策并未緩解北京的交通擁堵狀況。迫于無奈，從2010年年底開始，北京開始對機動車實行搖號購車政策，通過控制機動車全年購車總量來緩解擁堵。

　　在全國政協(xié)委員、湖南財政經濟學院院長伍中信看來，城市“限行”、“限號”政策無可厚非。但他認為，按尾號限行的政策值得商榷，“這一政策出臺后，反而可能誘導市民多買車，造成了更嚴重的擁堵。這說明，即使是限令，也得考慮它出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p>

　　警惕淪為“惰政”、“懶政”

　　如果說限購、限號等政策還能受到輿論的好評，另外一些限令則是遭遇惡評如潮，前不久廣受關注的電影票“限折令”就是如此。

　　“限折令”源于日前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發(fā)出的《關于進一步規(guī)范電影市場票務管理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對影院制定的會員票、團體票等優(yōu)惠票設定下限，不能低于七折。

　　雖然有關方面稱“限折令”是誤解，并稱政策執(zhí)行時將先降價后限折，以此來解決影院票價混亂的問題。然而，這一限令卻不免讓公眾聯(lián)想起此前中國出版工作者協(xié)會、中國書刊發(fā)行業(yè)協(xié)會的“新書限折令”，以及國家民航總局出臺的機票“限折令”。這些限令一出臺就廣受批評，最后便無疾而終。

　　蔡繼明說，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應該著眼于宏觀經濟，如物價水平的調控，匯率的調控等，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對個別微觀經濟活動進行調控，“管得太多、太細，無疑是越俎代庖，違背了市場經濟的規(guī)律。”

　　伍中信也認為：“對于電影票價，我認為可以隨行就市，只要有競爭，價格就有它變化的理由，在觀看高峰時段，利用價格機制限制觀看人數，也是常用的經濟學手段。”

　　還有一種擔憂在于，由于限令短期效果明顯，且手段簡單，可能會被有關部門頻繁使用，成為新時期“惰政”、“懶政”的典型表現(xiàn)。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張兆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出，“限令”應該避免隨意化、行業(yè)化和基層化，以免政府職能部門一遇到棘手或者短期難以解決的問題時，就用“限令”來應對，從而患上“限令依賴癥”。

　　“市場主要靠無形之手調節(jié)，無形之手用好了，政府的有形之手就沒那么必要了?！蔽橹行耪f，種種限令的背后，或者體現(xiàn)了市場無形之手的失效，或者體現(xiàn)了有關部門伸出有形之手的沖動。“市場自治與政府管制之間，如何防止失序，有效搭配，發(fā)揮最大效應，在每個限令出臺前都應當深思?！?/p>